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非常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今天的新媒体传播与传媒业的机会。社交媒体虽然在今天已经普及，但以人为媒的传播并非公共信息传播的理想模式，它容易导致人们获得信息的不充分，对此，平台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提高公共性内容与个体用户间的连通性。媒体和平台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的深加工和信息碎片的整合。非常时期人们对媒体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有些媒体因过分关注技术应用而在新闻内容生产的专业性方面停滞不前甚至下滑，但新技术应用与媒体的专业性并不冲突。非常时期，以媒体为代表的中心化传播重新赢得瞩目，去中心化传播带来的问题也更为突出，但两者未来仍将并存，去中心化传播环境下的“集体免疫”思路或许会是对抗“信息疫情”的一种策略参考。
一、社交媒体是一种理想的公共传播渠道吗？
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们看到了大喇叭重出江湖，流失的电视观众有所回流，但无疑，社交媒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是最不可或缺的信息渠道。
社交媒体带来了以人为媒的传播模式，其基础是人与人的连接，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连接便利性不断提高，甚至六度分隔的世界在新媒体里有可能缩小为四度分隔。从技术提供的可能看，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确到达了前所未有的连接程度。但是，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人们真正打破了社会阶层、价值观、立场、文化等的既有区隔。人们在建构自己的社交网络时，虽然网络规模相对现实中的社交圈子会有显著增加，但是，异质性未必有相应的增加，即使开始是异质的，但三观不合导致的“拉黑”“取关”也会慢慢使很多人的朋友圈回归同质化。而同质化的社交信息源，不一定会带来人们视野的拓展，反而会进一步推动人们视野与立场、观点的窄化，人们对于信息选择的个人偏向会被强化。
在疫情时期，在信息洪流涌过来时，这种选择性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在接力转发《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的深度报道，有人偏好主流媒体的“正能量”内容，也有些人在不断分享各类“阴谋论”文章，还有些人似乎置身疫情之外。在每个人社交媒体的时间线上，信息仍然会向个人偏好与立场倾斜。
社交连接相对较弱的短视频平台，在这次疫情期间也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平台。在抖音、快手这两大平台，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流行主题:如疫情早期是展现各地 “ 硬核” 广播、标语，随后是反映人们宅在家中苦中作乐或自制美食的日常场景，湖北抗疫高潮时期是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状态、武汉方舱医院内的生活，而钟南山、张文宏等的金句则贯穿始 终 。
在央视频平台，几千万人通过慢直播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工地的建设，充当云监工。与微信、微博中的各种撕裂相比，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模式，使得冲突与碰撞被掩藏 ，与气氛始终凝重的微信、微博相比，短视频平台让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感动、乐观，甚至有时还会弥漫着娱乐化的氛围。或许有人会批评这些平台的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平台也展现了社会真实的另一面。但与微博、微信相似的是，在这些平台，人们的自我选择、算法对选择的强化，仍然是显著的。
在有了更多可以选择的平台，在可以自主选择信息源的情况下，人们看到的，还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世界的某一个侧面。我们不得不再次联想到“信息茧房”。
这几年，对于“信息茧房”问题的讨论不少，但大多纠结于信息茧房与算法的关系，而在目前，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关系是不可证的，有些人因此连信息茧房的存在都一起否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桑斯坦对信息茧房界定的原点：我们只听我们选择和愉悦我们的东西，那么它是否存在，应该就更好判断。
在我看来，信息茧房是选择性心理及其结果的一种比喻，而选择性心理已经得到心理学研究的证实，进一步，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心理可以部分解释这种选择性的动因。人们在观点、态度、行为等之间具有一种一致或平衡的取向，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失调就会发生。选择性心理是解决失调的一种方法，也就是增加接触能减少失调的信息、避免接触可能增加失调的信息。费斯汀格还指出，社会群体是个体认知失调的主要来源，也是他消除和减少可能存在的失调的主要来源。在社交传播中，个体所面对的社交网络，就是这样一种群体，因此，对群体本身的选择，以及对群体传播的信息的选择必然存在。在灾难时期，不确定性的增加，有可能加剧人们的认知失调，因此人们寻找能支持自己的情绪与态度的相关信息的动力会增加。虽然算法与信息茧房的关系目前未必明确，但社交传播与茧房的关联应该是实在的。
除了信息茧房，近几年研究者讨论得比较多 的现象还有回室声效应、同温层、“圈层化”等，这些现象的背景是共通的，那就是新媒体在促进人们的连接的同时，也在以某种方式造成人群的分化。这不仅是阶层的分化，更是价值观、政治立场、文化等的分化，疫情这一压力 下 ，平时以温和方式存在的裂缝，甚至直接演变为断裂。因此，以人为媒的社交化传播难以做到信息的充分、全面、均衡传递。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平等、理性的公共交流也变得更为困难。
人们也因此在呼唤共同体的重建，但网络中并非没有共同体，从早期的社区，到今天的各类圈子，都具有一定的共同体特征，只是相比传统的共同体，网络共同体处于快速的流动中。
对社交媒体传播中的很多问题，我们总会拿“媒介素养”作为解药，今天的一些研究者也倡导把媒介素养从以往的信息消费素养向信息生产与传播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等更广的领域延伸，以使媒介素养教育适应新媒体的发展。但媒介素养的培养需要时间，即使是媒介素养相对较高的人，也很难对所有问题免疫。因此，需要重新思考社交平台在这方面的责任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二、增强公共性内容与个体的连通性，平台如何作为？
虽然大多社交平台的建立初衷，只是促成人与人的连接，但它达到一定的用户规模时，就必然会成为一种公共信息传播平台，人与内容的连通性，以及连接的广度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台机制。
如前所述，如果社交平台上人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线路都建立在用户的人际关系网络上，并且开关由用户来控制，那么，纵使有千万条线路，它们指向的内容都可能是相似的。而某些公共信息或高质量内容与用户的连接线路仍不会畅通。
当然，这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流言并不一定都是谣言或假消息，一些我们暂时不能判断其为真的信息，也不能简单地归为“谣言”，在没有足够准确的判断的前提下，粗暴地制止某些“流言”的传播，甚至可能会遮蔽重要事实，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判断信息真伪这样的事，很多时候是非常专业的工作，不是一般用户的媒介素养可以完全解决的，甚至也不是一些权力机构可以凭其经验判定的，而是要依赖专业的调查、核实。
今天的社交平台有必要对它在公共信息传播和公共交流中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也有必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不只是体现在“删帖”，而是尽可能保证信息环境的多元性、充分性，尽可能促成公共性内容、高质量内容与用户之间更充分、通畅的连接。
三、信息深加工，需要做什么？
与疫情相关的内容呈爆炸式增长，这对任何用户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当我们反思用户的选择性信息接触带来的问题时，也需要思考，媒体和其他专业内容生产者，在内容的加工上是否做得足够充分。有些时候，虽然建立了内容与人的连接，线路却依然连而不通，也与内容本身有关。
深度报道无疑是媒体的专业标杆，但是，它无形中也设置了一道阅读门槛，并非所有用户都能迈过去。有些人没有耐心读完全文，有些人即使读了全文也没能抓住关键信息或不能对信息做出准确解读。以往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也认为，人们在负面情绪的压力情况下聆听和理解信息有困难。因此，为了使深度报道的价值得到更大发挥，有必要针对某些用户进行信息的再加工，例如，提炼核心事实、观点等进行简化版的推送，必要时也可以采用可视化手段。
疫情时期数据与科学内容的井喷，也将内容生产者在这方面的能力缺陷集中暴露出来，特别是在数据的合理呈现与准确解读、数据的深层加工、科学术语向大众化表达的准确转化等方面。数据新闻、科学传播这些已经被熟知的概念，在实践中还处于发育不良的“软骨”状态，急需“补钙”。
非常时期，碎片化信息整合的不足，也是用户受到的一个重要困扰。
媒体的专业报道为我们提供了疫情这个极为复杂的图景中那些关键板块，但由于这个对象的复杂性，任何一个报道都不可能描绘出完整的图景。如果看了足够多的报道，特别是其中的关键报道，那么整个事件的进程、全貎或许会在我们头脑里慢慢清晰。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如此，即使人们接触了部分报道，但是由于惰性、能力、情绪、个人立场等因素的作用，他们也未必能形成完整的认识与判断。
在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对信息碎片进行拼图，应是专业内容生产者的一门必备“手艺”，这既包括对关键碎片的发现 ，对碎片信息的价值及其在完整图景中的位置的判断，也包括信息整合方式的选择与实施。
此次疫情期间，大量新闻客户端都推出了专题，一些客户端还开辟了专门的“抗肺炎”频道，在这个频道下，针对一些热点话题再开设专题。各个客户端的专题内容相比以往的专题也大大丰富了，但它们仍只能算信息的集成，梳理 、整合仍然不够 。
未来的一个可能方向是，借鉴在知识生产领域里开始得到广泛应用的知识图谱思路来进行新闻信息整合。新闻中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等，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智能化技术也可以在信息整合这个层面做出更多探索。
四、媒体的专业性与新技术应用是冲突的吗？
非常时期，《财新周刊》等媒体的专业报道和“FF日记”收获了不少赞美，与之相对，也有研究者对这些年一些媒体只追逐技术脚步却在新闻专业水平方面没有进步的现象提出批评，进而反思媒体这些年在新技术驱动下的转型究竟是否成功。学者杜骏飞更是尖锐地指出：“什么全媒体、融媒体、智媒体，不能报道真正的新闻，就都是假媒体。什么中央厨房、数字矩阵，不能为公众提供切近的服务，就都是伪创新。”他的观点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同。
的确，传统媒体为了生存而谋求转型的过程中，技术的应用虽然重要，但媒体不能因此而忘记自己生存的根本。只关注技术而不重视内容特别是新闻内容这个立足之本，媒体也会在转型中失去自己。
但另一方面，媒体是否可以对新技术视而不见？或者新技术应用与媒体的专业性必然冲突？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对于媒体来说，对新闻资讯进行深加工，将其转化为知识产品，通过知识产品来获利，是发挥其优势的一条可能的营利道路。这也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
因此，没有必要将新技术与媒体的专业性对立。从根本上看，今天一些媒体的专业性的停滞或下滑，不是技术应用导致的，而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一些媒体只能在技术上做转型文章，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限制太多。
对于媒体来说，对技术的理解与应用是必须的，关键在于不能以舍本逐末的方式追求新技术。也需要认清，在新技术上的创新是为了给自己贴上与时俱进的标签，建设几个领导能看得见的政绩工程，还是为了真正巩固自己的生存根基、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如果要选择后者，那就意味着媒体需要具有对技术的“先进性”的判断能力。在这种判断上，媒体之外的新技术公司同样也不具备百分百的胜算，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个生存下来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平台，是建立在大量失败的新技术公司的基础上的。但对媒体来说，它没有太多试错的时间与成本，因此，判断哪些技术真正有利于媒体发展，就变得极为关键。在这方面，行政命令不能代替媒体自身的深思熟虑。
媒体还需要意识到，新媒体时代发生的变化，虽然始于技术，但已经延伸到了市场环境与格局、用户习惯、文化等其他层面，媒体仅仅在技术上跟进，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五、去中心化，还是中心化？
当我们在反思上述问题时，还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去中心化传播与中心化传播两者的碰撞。
在需要进行全民动员（如戴口罩、不出门）时，中心化的传播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无差别、全覆盖的传播机制，可以实现信息的广泛、高效到达，因为没有其他噪音干扰，信息的权威性容易被强调，信息也更容易被接收。通过中心化传播来推送具有公共价值的信息，也有助于冲破个人的“茧房”封锁，促成个体对社会和其他群体的了解与关注。中心化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内容的水准。对媒体来说，它们自然也期待重回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样一个时代。但这种权力集中的传播模式，并非是完美的。以往的大众传播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交媒体兴起后，人们之所以纷纷向其迁移，也说明去中心化的传播可以带来中心化传播不能带来的一些满足。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疫情这样的非常时期，也集中暴露了去中心化传播的问题，如信息获取不充分、信息混乱、情绪化传播、人群撕裂等，伴随着这次新冠疫情，一场“信息疫情”也在社交平台引爆。
当人们暴露在人际传播网络时，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各种信息病毒所感染，究竟是将这样的网络断开，让人们彼此隔离，还是让人通过不断接触“污染物”而逐渐获得一定的免疫力？从现实状况来看，在以传统媒体为“传播中心”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多数中老年人，从来就认为媒体是正确的、权威的，从来就对媒体报道的内容深信不疑，因此一旦进入社交媒体这样的复杂环境时，他们就对各种信息病毒失去招架之力。
与身体的病痛不一样的是，人们中了信息病毒后，未必总会觉得痛苦，相反，有时他们可能会因获得了更多的对自己的支持论据而高兴，会因此而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如果他们感染了信息病毒但没造成公共危害，而只是自己获得某种满足，那么，这种信息病毒对他们是否算有害呢？判断信息病毒对个体危害性的权力应该在谁那？是当事人自己，还是像媒体人、研究者这样的专业人士？为了避免人们感染病毒，我们是否应该让那些权威的媒体来完全代替人们进行信息选择，回到大众传播的老路上？
可以确定的是，信息病毒将与人类持续共存。就像这次抗疫过程中各国面临的艰难选择一样，要让公共信息环境与公共交流环境日益改善，我们也要做出判断与选择，但没有一种选择是两全其美的。去中心化，或者中心化，也并非是单选题，有些时候，它们需要并存。